全球工業化—中國受益于分工：從1.0到4.0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紅利：工業化帶動的城市化使得要素集聚，在新產業中進行更具規模效應與效率的生產；市場化的價格機制使得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拓展了中國經濟的供需邊界，打開技術、資源與資本的獲取途徑的同時，也對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場，使得中國得以參加并受益于全球分工。
但是以2008年的次貸危機為標志，危機一波波襲來，全球化有停滯甚至倒退的跡象，根據IMF測算，全球仍然未能走出危機。以前的經驗是在下跌之后通常都有一個強烈反彈然后逐漸回歸的曲線，而這次是下跌之后再沒有恢復，由此全球喪失了15%的潛在增長水平和能力。貿易方面更是如此，危機前世界貿易增長通常都是GDP增速的一倍，而貿易正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而危機以來貿易增長的速度低于全球實際經濟增長的速度，這在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更有甚者現在全球FDI占GDP的比重比2007年下跌了一半，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全球化究竟怎么了？答案是顯然的——由于美國的制造業回流和能源獨立使得它的需求總體在弱化的同時更加開始內卷化，而這就導致對全球其他經濟體的滴涓效應下降，這才是全球化停滯和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根本原因。而在過去，美國經濟好，大家都很開心，現在是美國經濟貌似一枝獨秀，大家都不開心。重新的獨自平衡也許就意味著整體平庸，而過去的超級繁榮正得益于一個病態的全球食物鏈結構。
如何理解這些重要的變化并且預見未來趨勢呢？框架和邏輯的重要性不亞于觀點本身。這幾年來，我們發現前期的研究中，主要缺乏的可能是對全球化大趨勢的系統性理解。受7年前的全球危機影響，我們曾以貿易失衡、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為主線，以全球化三元分工為框架，將主要國別與區域的研究拼圖整合在一起——但這些都只是全球化這個更大的拼圖中的一部分。準確地說，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發展及其主要矛盾爆發的結果。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因此我們必須嘗試跳出國別與區域研究，以更廣闊的視角、更具系統性和歷史感的框架進行分析。這就是全球化的不斷演進和升級過程從10到40。
1492年美洲地理大發現后，全球主要經濟活動區域逐漸被聯系在一起，并不斷加強，全球化便開始了。就像計算機，全球化的平穩運行依賴于硬件與軟件兩個維度的協調。全球化的表象是貿易、投資、貨幣、信息、技術、人員等“要素流”的跨境流動，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經濟體對外依存度與受外制約度不斷提升。從經濟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實質是生產要素的全球優化配置與市場開放的不斷發展——這是硬件。而我們劃分的全球化10至40依據的是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制度與規則等——這是軟件，解決的是全球化過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問題。
因此總體來看，經濟方面，美國的制造業回流與能源獨立使得其需求“內卷化”；全球貿易失衡雖有緩解但增速卻長期萎靡；多哈回合停止區域合作卻蓬勃發展。金融方面，美日歐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量化寬松；而中國在爭取更多IMF話語權的同時，也開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駕馬車”。地緣方面，中東局勢越發混亂，俄羅斯也越發激進；而中國開始積極推行“一帶一路”。可以說全球化體系正處于變革的關鍵期，這對中國這一代表性的新興大國而言無疑是重要的機遇窗口。
優秀的軟件可以更好地發掘硬件的潛力，而硬件的升級意味著軟件也必須調整：這聽起來很像是老生常談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實際內容卻更復雜，也更精彩。
首先，從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10，到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再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全球化規則的主導者可以獲得更多的全球化紅利，但維持這些規則也需要相應的實力，全球化規則本身就是世界各國相對綜合實力的鏡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實力，其次是軍事實力。因此，全球化體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強國相對實力變化導致的歷時較長的制度周期的結果。其次，當老軟件不能適應硬件發展的總量或結構性需求時，主導者首先會對軟件進行DEBUG，并全力維護舊規則，但由于各類過渡版本的軟件內核并無變化，經歷時間或長或短，必然會向經歷全面升級：升級的過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趨勢無法逆轉。
例如，全球化15中雖然同時存在朝貢體系與殖民體系，但工業革命的爆發最終使得歷史的天平倒向后者，隨后全球化進入20體系，即英國主導的帝國殖民時代。再如，一戰以后的全球化25體系中，雖然20體系中的基礎金本位被復辟了，但其導致的貨幣戰爭和貿易保護卻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較大的負面沖擊，并最終崩潰；二戰過后，全球化30徐徐展開。再如7年前的全球危機，雖然這只是全球化體系演變在金融和經濟兩個切片領域的特殊樣本，但卻有重要的意義：美國和美元主導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先天缺陷，單極貨幣和需求驅動容易誘發全球貿易和投資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機基因。未來全球化30向40升級的過程雖然復雜，但趨勢卻難以逆轉，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如何與守成大國博弈，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挑戰。再次，真實的歷史遠比任何小說精彩。
顯然由于全球化版圖與規則重構的過程十分復雜，新舊勢力的此消彼長經常帶來沖突，而老規則的破壞與停滯往往導致系統運行碎片化，區域主義、民粹主義抬頭，甚至出現反全球化的傾向，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是最好的負面樣本。我們之所以將全球治理作為中國策略的落腳點，客觀上在于核均衡與和平發展的主基調下，戰爭顯然不是上位可選項；主觀上，中國實力提升后也在積極地適應從全球化規則適應者到制定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的轉變。
經濟實力，特別是各主體相對經濟實力的變化雖然是全球化規則變遷的主要因素，但實際催化卻千差萬別。對全球經濟這個大蛋糕而言，增長是加法，危機是減法，技術進步是乘法，而戰爭沖突則是除法，每段時期的主導因素各不相同。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是英國得以主導全球化20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的打擊，加上冷戰的鐵幕，則使美式全球化得以徐徐展開。有意思的是，我們之前定義的“三次失衡”都正是全球化各階段突變或轉折的重要事件：中英失衡與鴉片戰爭代表著東西方主導權的交接，歐美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化從20向30升級的洪流，而第三次失衡導致的全球危機則標志著傳統的美式全球化的終結。
在升級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國必然會有全新的對外利益交換格局和策略。以貿易加深跨國經濟聯系，以投資輸出產能和資本，并在這兩個過程嫁接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最終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會伴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而提升。中國可以在維持原來的大循環，即傳統的三個世界——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的格局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全力布局小循環：即以中國為核心-周邊國-資源國-科技國-品牌國的新動力格局，進而構建對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來的三個世界和G2的格局，打破以中國制造、美國消費為主的循環圈，從輸出廉價的中國制造，升級到輸出工程、服務、產能、投資和資本，以至于最終的貨幣——即人民幣國際化，參與全球貨幣競爭。
中國2015年3月底推出“一帶一路”規劃。一方面，這標志著中國對外戰略的基本態度由韜光養晦向奮發有為的積極轉變；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力圖主導區域治理的重要嘗試。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反復強調的是“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正是在吸取舊秩序的經驗和教訓——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個平行的霸權結構，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進全球化30中因為個別國家一家獨大，“有錢任性”導致的全球治理結構難以優化和進化的缺陷。這也是“先邊緣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國自身改革的經驗和靈感的發揮。
